前两天，我偶尔翻阅报纸，翻到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栏目，《天下文章一大盗》的标题赫然入目。作者辜晓进。他缘何不约定俗成的说“天下文章一大抄”，而要变“抄”为“盗”呢?我一口气卒读，方知其中原委。原来辜先生的大作被人“盗”了去，刊于深圳某报的文艺副刊上。作者惊觉盗者的胆子着实不小，他不是作剽窃的行当，而是来个“板块移动”，一字不窜，一字不易地移了过去。无怪作者惊呼：“我们已身处文坛偷盗的时代啦!”
说起文章被盗，鄙人与辜先生也“同病相怜”，感同身受。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一次，我参加学校周一的例会，校领导把白天从县局带回来的一捆书拎到办公室。那是我县教育工作者劳心劳力的教育教研成果，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，档次不低。我顺手拿一本来看，先看目录，一条熟悉的标题《课堂教学改革之我见》呈现在眼前。我忙翻过去，不看则已，一看着实吃惊。天哪!此文不是自己早几年亲笔撰写的么?它凝聚了我不少心血哪!当然它也不失作者所望，给予我县教学论文评比一等奖、市三等奖的回报，赢得同事们惊叹的目光。因为那时获县市论文奖是凤毛麟角的。散会后我即回家翻箱倒柜，找出那份打印稿与之比较。不错，正是我那一篇，两张大红证书也俱在。文章从标题到全文都原封不动，不过作者却易了主，着着实实地写着一个教办领导的大名。天哪，竟有这样的领导肯如此放下架子，对我——一个普通教书匠的拙作“宠爱有加”，一股脑儿的招揽过去!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大家都是同道中人，文章又刊发于圈子中的刊物，他怎么的如此斗胆，难道不怕露馅儿么?仅此一点，也可以算是大“英雄”了!如此过人的胆识，鄙人委实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
诚然，近年来，剽窃他人文章并非新鲜事儿。君不见媒体披露研究生抄袭别人论文、博士生导师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么?这太司空见惯了!但像文首提及的偷盗辜先生那位先生及“恩宠”我拙作的这位领导的胆大妄为实属罕见，他们简直叫做“见肉就割，见血就放”，前者据说是图财，后者实在既是求财又是谋名。别人偷吃，一般注意抹一下嘴，可我这位领导却赤裸裸的原样兜售。如此藐视江湖，着实令人吃惊!
于是乎我把这件事告知我单位的知心朋友，他们听后既感到惊讶，又十分愤然，有的说，你一定要维护自己合法权益，将他告上法庭;有的说，你一定要向县局领导及主编讨个说法;有的说，你一定要将这件事张扬出去，令他无地自容。如此云云，不一而足。我本来就在火气上，经朋友这么一说，真是火上加油，即刻去电话给刊物主编。主编闻悉，虽然并没有像深圳某报编辑那样大惊失色，但还是答应向当事人问个究竟。过了两天，“泥牛出海——有消息”了，那位领导打电话过来了。他并没有抵赖，对“板块移动”一事供认不讳。他说，我当时送上评选的论文有一份留在教办那里(因为我当时在该教办属下的一间学校任教)。他那时适逢要申报中一，苦于无教学论文，加上“在其位”，懒于动笔，就将我这拙作作为教学论文拿去参评，结果旗开得胜——申报顺利过关。后来，忽而又萌生“立言”的念头，于是乎就又将它带给刊物的主编，如此这般的就又变成铅字了。末了，他还补充说：“我当时认为这么做不要紧，反正没有损害你的利益。”言辞中，并没羞耻意，也只字不提什么赔偿。我只好又打电话给主编，要求他给我作主，还我一个公道。但主编怎么也不肯表态，只是执意要我提出要求。我只好敞开心扉，提出三点要求仅供参考：最好是在刊物的下一期作署名更正的说明，来个物归原主;或者当面向我道一声歉;或者给我些小茶水费作为辛劳的补偿。毕竟我为此付出不少汗水。说出来不怕别人齿冷，其实也没有什么齿冷的，大文豪鲁迅先生也如此说过：“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，是挤出来的。”(《〈阿Q正传〉的成因》)鄙人要写一篇文艺性的东西倒没很难，如果是有生活基础的话;可要写一篇成器些的学术论文，比蜀道之难还要难呀!主编听后表示认同，认为要求也不过取，可事情却如此不了了之……这就是我被“盗”遭受的第一次尴尬。可这兴许不算什么，因为彼此颇像余光中先生于《乡愁》所述的那样，我在这头，那人在那头。殊不知令人尴尬的事仍在后头呢。
俗话说：“无巧不成书。”过了一段时间，适逢元宵，我偕妻携子回乡省亲。适逢那位领导同他单位的同事也“驾临”那里。其他同志见了我，都十分热情，毕竟咱们是老相识嘛。惟独那位却一声不吭，心里似乎仍有气。我愕然了，我哪里犯了你来着?侵犯别人的权益，不作任何的经济补偿，也不曾当面向人家道过一声歉。本来那时正是一个好机会，可他非但不识相，反而做脸色给我看，你道恼人不恼人?尽管自己心中有气，但我还是不动声色，让他如此过去了。
这件事虽然过去好几年了，但是我还时时记起，因为自己被“盗”曾带来过双重尴尬。但我又常常告诫自己，被人“割”了，还是忍着点吧，谁叫自己是个“引车卖浆之流”般地位的教书匠呢?为了一篇小小的拙作与别人怄气，尤其是与在“其位”者怄气，何苦呢?中国有句俗话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”呀!但又时时捺不住那点“气”，故为此动笔写了此文，也可作为人们工余饭后的谈资吧。如此而已。